但是，这种思维定势也很可能在研究者并不自觉的情况下，引出限制古代哲学研究视域，削弱古代哲理诗研究深度和力度，埋没具有创造性哲学思想的诗人哲学家，忽略深入开掘本土哲学和文学资源等后果。

这种思维的逻辑是用一套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历史上的东西，而完全忽视历史事件发生的深厚文化基础。在印度、在中东、在南亚国家、在拉丁美洲、在非洲等很多地方都是君主制。

今天来看，我觉得意识形态是指一定范围内较为流行、影响力比较大的思维观念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法治和民主所代表的是一种西方传统里面所形成的制度主义或者规则至上主义精神。说儒家几千年来没能真正用制度来克服滥用权力、极权专制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过去几千年君主制度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存在，整体上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基本观点和判断，儒家在汉代以后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谁要维护自己的权力，或者由于某些人要强化中央集权。而法家之所以在中国行不通，是因为它不正视中国人的人情和面子，过分相信法律和制度。

然而对过去盛行几千年的君主制，要不要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呢？如果你把几千年的君主制理解为就是帝王专制，就是中央集权所导致王权的泛滥，就是人治，没有法治，那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的意思是，儒学的真精神或者说儒学的根本精神绝对不是要去阿谀奉迎，迎合皇权专制，这也正是儒家的道统精神。这充分证明了我前面所说葛教授这种同情之了解的失败，因为同情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去同人之情，而葛教授则是如果不先强人就我，就很难同情、很难相信的。

这个意思，相当程度上可以这样表达：现存民意既不是理想的政治合法性根据，由它所支持起来的政治也不会是理想性的政治。我倒是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他们在谈论古代儒家传统和现代政治设想的时候，不时显露的用世之心，那种毫不掩饰的急迫和焦虑，似乎充满了字里行间。不是所有价值观差异都可以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强度，但是，有价值观导向文明、有价值观导向野蛮，关乎文明与否的价值观差异，或曰，价值文明与否的差异，就直接生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没出息之语确实难听，毫无儒者温醇宽大之气，尤非可以加于前辈者，但是，儒者本具的整全文明视野和根本教化论之眼光抱负，确系由大陆新儒学极力凸出、张扬起来，从失落此文明与教化之意义而论，或至少不能如儒家本实地予以显明彰著，而每对普世价值等等行一种过避过让之举，人虽不言，恐没出息之叹未必不密在齿颊间。

港台新儒家因为被葛教授说成中外一家，是不是就被他打了高分、从他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认同感，不知道。在他那里，虚构叙事的本体表现似乎倒在于历史，历史虚构的进程只是附带地形成了一套价值虚构，因而，他对价值的批判倒只处在一种边角之地。

葛教授基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从一个很远的角度上，确实对大陆新儒学做出了同情之了解的尝试，可是，这种了解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陆新儒学普世价值化，或者这样说，大陆新儒学有限的一些可理解性，只能来自于它的自由民主化。野蛮，就是不要过人的生活。循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夷狄化含义亦不难乎理解，其实葛教授话里也已说到，第一是价值观的差异，第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就像丧家狗之类，我也不妨说，你也不妨说，说之适以见彼此怀抱不同而已。

谓之说理艰难，好比西汉一代儒者要说出此等，背后义理根据、心灵养成、习尚风俗等等，都在不言而喻中，可以一动皆应。什么距离是适当的距离，见者各异。在《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一文中，葛兆光教授所做的，其政治立场性批评远大过学术思想性批评。进而，基于这份误会之下所生的同情、感同身受，就会把儒者后来不如其所期、对自由主义呈现离合乃至决绝态势的表现，一概视为首鼠两端、投机逢迎、鱼龙变化。

也就是说，为了对抗和抵销西方的文化、制度与价值，因此，凡是据说被西方形塑、强调或批判的‘东方，反而要特意格外高扬……这中间很多内容，前文都已分头评述，故此处不再详论，只大略言之。所以，价值观差异的极致化表现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其实质就是价值观差异到不可调和而根本抵触对立，这说的也并非是两种东西。

这里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可以返还给葛教授自己：第一，近代以来把‘经作为‘史来理解的立场和趋势、原本已经学术化的现代经典研究，请问，是谁的立场和趋势、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立场和趋势完全不容变动吗？儒家经典本身是不是只配得着这样一种现代经典研究，而以捐损其神圣性为代价？中国人民之生活与心灵，是否也只以得着这个现代经典研究为满足而不问其他，或当有其他方面之要求时，亦惟有求得一种外向式之满足？这些问题，希望葛教授都能去其历史与文献研究本位立场，不自私地思之。第一句，什么叫做不言而喻的来源？我理解，葛教授想说的是像公理那般具有自明性的绝对前提。

向以人类学、思想史、小传统之眼光待之，诚不能对此有所心会。得势者的极端，可以粉饰之以普世价值。然则儒家本身话语，难道没有一种正当性之边界，使得任何非法的理解，都类同于戏说，都在摒除之列吗？葛教授出于平生从事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工作所积累的功力，到这里真应该表现出更多审慎与尊重。比如，他说：作为一个历史与文献研究者，我不想一一挑剔这些‘有志图王者历史论述和文献诠释中的错误，尽管这些错误既明显且荒谬。葛教授用心方面每失所准衡，陷于某种不能持中平允、态度方法方面不对称不均等的状况之中。但两下里义理之关系，实可以做出清楚厘分。

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这种观念，一旦有人出乎葛教授的相信之外，居然真的抱持这种观念，葛教授会怎么办，葛教授没说，我也不好瞎猜，大概这种人出来，是最令如葛教授者挠头的事情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地方啊，因为夷夏之辨，是惟儒家所禀有的精神资源和文明自觉。

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这种批评恰恰可能表现为，对于能够赋予现存民意合法性根据地位的真正自明性前提的追溯，以及，对现存民意之外政治合法性根据的更加丰富的想象和探求。虽然，葛教授不亦曰乎：儒家历史上真正的政治批判者与思想阐发者，恰恰应当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也就是应当‘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但是，如果自己先稍稍祛其拥趸心态，如果对他人也不首先寄予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共同体之当然成员的虚幻印象，则一种异己成分的真实存在、一种源自相异方向上的批评的不期而至，真的是那么不可以想象吗？你不妨先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口吻反诘到：批评‘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与人权统统弃之如敝屣并送还给‘西方的论调，在中国大陆一直不罕见、为什么赞同‘普世价值就是‘夷狄化？难道说，仅仅是因为现在的‘普世价值来自西方？但这话说过之后，学者的使命就来了，你还是要用辩理的方式向我们表明，这些来自西方的东西，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蜕去其西方出身的印迹，而成功登上普世价值的高格。那种观念，指的就是普世价值。

第三，如果凡被东方主义想象过的东西就格外予以高扬，葛教授谓之逆向东方主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凡是被东方主义想象过的东西，自家本来明明就有、本来自信而突出，却偏要羞之涩之、隐之晦之，以避东方主义、逆向东方主义之讥，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反逆向东方主义呢？ 当然，即便葛教授对大陆新儒学批评如许，也还是会说：大陆新儒学从文化儒学转向政治儒学、从道德伦理阐发转向政治制度设计、从思想学说转向意识形态，逐渐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鼎足而立，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大陆政治与思想舞台上绝对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如谓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乃至借尸还魂等等，儒者大可以以此自况，此亦未必讽刺得着我。第二，历史与文献的准确与否，我想大陆新儒学学者不至于不在乎，然而学力不济诚有之，此无可自讳，需要尽速成长。夷夏之辨最高的表义即在于文明与野蛮之辨，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人类间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

但我相信葛教授学养精深，此惟千虑一失而已，不必吹求。果如此，在教不在学、做素王，则大陆新儒学所取于港台新儒家者必多而必敬意备具。

葛教授惯于说在历史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他们应当看看历史如何如何，在他那里，儒家成了古代儒家，儒家经典成了古代经典。不知大陆新儒学正是以批判这些现代价值为前提，或至少要否决它们的天然前提地位，在这种批判、否决的姿态之中，也可以包含一种反向发问：以这种自诩为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之现代价值建立起来的社会，还会容忍仁义礼乐、文明自尊、人之自本自根与无限上达的可能性吗？只不过如此一问，必然又会激起葛教授让人很难相信之类的反应了。

如葛教授亦曰尽管现实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云云。如果他的批评真从这方面开展，哪怕他把他的批评对象批判得体无完肤，相信大陆新儒学也无可辩白，只得自惭学力不济，反而不得不承认葛教授批评工作之建设性的，然而葛教授却放下他这份本分承担而别作他图。

请注意尽管担心那句话，它的意思是说，我宁可让中国文化精神死了，也要表达对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的尊重，因为那是些好东西。葛文甫一发表，引来一片喧腾和对于大陆新儒学的围殴态势，牵连至于儒家本身，这种效应，亦当是葛教授为文之初可以料见，却无所顾惜、不为苟避，可见真实用心。但是说到绝望，在那个争锋面上所展现的两种对立的文化政治路数与方向，其实同样深刻造成儒者的绝望，而不仅仅是对哪一方面的绝望。葛教授用与夷夏之辨决裂对峙的中外一家观、用宁可死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心态去说港台新儒家，是否准确我不敢断定，此虽不能起牟宗三先生于地下，犹可以询诸李明辉先生以问其首肯与否。

但是，当我看到他在列举中国历史上种种不可证明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或虚伪或神秘、总之无不出于政治功利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表演，与封禅、符瑞、德运等等并列且置于首位的竟然是历史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葛教授虽然作为历史与文献研究者，但他的工作目的并不在于证成历史，恰恰在于解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对历史倒确实不比对价值更偏袒些、更多些钟情。当然，葛教授说新儒家的思想从中外一家变成严分华夷这句话，并不是说大陆新儒学自身已然经历这种曲折变化两阶段，这里的新儒家的思想，是包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学而言的，他恰恰以港台新儒家当中外一家、以大陆新儒学当严分华夷。

过去对大陆新儒学，一向持审视、质疑态度，既以为所谓大陆新儒学者，不过数人耳，其设为讲坛，亦不过一二省市之内耳（仿黄梨洲《东林学案总序》语），乃至以为，虽大陆新儒学之名义亦未必成立。但是，到此为止，没有什么甚至。

所以作为此文，非欲龂龂以对，惟以葛教授之批评，徒见其偏见相抵、意气相争，凡其所施之讥弹，概皆不先之以自反，此于当前之中国学界，非足以垂范，适足以垂戒，故为此缕缕。回到一九八〇年代整个国家民族的创痛记忆，儒家从道义上当然无条件地与直接蒙受损害者站在一起。